三界财经（www.3jcj.com）5月20日讯：给关不羽打 call，说“魔都”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到头了，是过于武断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看广东深圳，下半场就是浦东开发。

与其他城市比，上海没有太多的近忧，但是确实存在远虑。

最近上海有点招“黑”，包括经济形势、产业方向、人口结构、经济活跃度等方面都受到了质疑。

应该承认，很多质疑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但是要说“魔都”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到头了，是过于武断了。本着“不黑不吹”、不乱开地图炮的原则，我对上海经济的前世今生做了一点分析。

01

为什么是上海？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不到一百年，就成了“东方魔都”的国际化大都市，并非偶然。首先是地理条件，上海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水路交通。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把江南大运河、太湖平原的水网运输链接到海洋。

凭借这一优势，在迅速成为中国最大对外通商口岸后，铁路、公路等陆路交通设施跟进，上海成为了长三角交通网络的枢纽。这一区域核心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改变。

上海崛起的第二个要件是很高的经济自由度——历史上的上海，政府一直都不算强势。从开埠到日本全面侵华前，上海租界和华界分立，租界的管理又高度分散。政府除了维持最基本的司法和行政功能外，基本什么都不管。

当然，这个局面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社会秩序混乱。这在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过体现，但是文艺家们不会注意到这种“混乱”恰恰是经济发展的沃土。充分的市场竞争、低廉的行政成本，所谓“冒险家的乐园”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创客天堂”。

上海发展的第三个要件是资本和人口富集。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为乱世中的避难所。大量财富和人口的迅速涌入，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充分的资金和人力资本，工商业高速发展水到渠成。

1949年，中国各大城市GDP排名中，上海以22.74亿元雄踞榜首，排名第二的天津仅6.84亿元。

新政权诞生后，上海终于有了一个强势政府，政府职能得以完善，实现了基层治理，巩固了城市化的成果。

一方面，通过户籍管理制度，进入城市的产业工人得以留在了城市——民国时代就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1949年后，政府通过大量建造工人社区，为这些产业工人提供了与市民身份匹配的公共服务。

当然，强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旦施政出现偏差，城市经济运作便会受到干扰，这一点在此后数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体现较为明显。

02

放水养鱼，抑或杀鸡取卵？

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5.4%，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只占1.65%。相当于上海每收入一块钱，八毛多要上缴中央。

与此同时，上海的基础建设投资低得惊人，基建投资仅占上缴国家财政金额的7.38%。上海向全国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几乎是一年上缴一个上海。这种大比例上缴、低比例留存、基础建设投资极低的输出型财政模式，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经过数十年的极限输出，上海已经不堪重负。1990年代初的上海，马路坑坑洼洼，自来水管居然还是1920年的。

住房条件更是一塌糊涂。1985年，建设部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统一定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按此标准，上海的住房困难户、无房户达46.94万户，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全国最低，没有之一。

出现这样的结果毫不奇怪，上海每年把90%的财政收入上缴给中央政府，占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的17%，是北京、天津、重庆上缴中央财政收入总和的2倍还要多，拿什么提升城市水平呢？

这里可以和广东做一下比较。1980年代初，广东和江苏的地方财政规模差不多，但广东只需要每年上缴中央10亿左右税收。而江苏仅常州一市每年就要上缴近8亿。

说这些不是为了指责广东的“贡献太少”。而是要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放水养鱼”。广东的低上缴其实也就维持到1985年，前后不到十年的休养生息，奠定了广东省经济的雄厚基础。

如果当年要求广东贡献太多，那么也不会有今天“一省顶个俄罗斯”的广东，中国经济更是会失去一根最重要的台柱子。

03

机遇与隐患

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看广东深圳，下半场就是浦东开发。1990年，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浦东开发正式启动。

从发展成果看，浦东新区交出了很好的成绩单。1990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只有60亿元。而2017年，已经达到9651.4亿元，接近上海总GDP的三分之一。2018年，浦东新区进入“万亿俱乐部”。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是浦东新区的产业结构，却未达到预期。开发浦东的最初目标是把上海建成“四大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其中国际金融中心最受重视，也配备了最好的资源。陆家嘴金融中心就是这么诞生的。

可是，时至今日，浦东新区的万亿GDP中，金融的贡献度仅3000亿不到。上海还在忙于和北京竞争金融GDP第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似乎尚需时日。

众所周知，金融发展的核心是创新的勇气和体制改革的推动，可今天看来，上海未必是承担这一角色的最佳选择。曾经的“冒险家的乐园”，在强势政府带来稳定秩序的同时，也丧失了一些锋芒与勇气。

一直以来，上海都有着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官僚群体，他们精打细算、聪敏过人，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足以保证这座城市的平稳运作，但他们恰恰缺了一些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超前眼光以及风险担当。

上海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受限。网上一直在争论浦东开发到底有没有用过“中央拨款”，或者说“全国支援上海”。这可以明确回答：没有。

上海不缺造血能力，无需外部输血。只要把输出“贡献”的比例下调，基础投资就有了。浦东开发前后，上海财政上缴有比较明显的下降，1990年到2010年期间，上海上缴财政比例大致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65%左右，比起过去的近90%已经缓解了很多。这部分新增地方财政成为上海大规模基建的启动资金。

仅有启动资金是不够的，还需要形成投资循环的模式。房地产业的繁荣成为基建投资快速变现的发动机。

今天房地产在中国社会被污名化，说这个话题非常招黑，但是事实是，基建投资若没有房地产实现迅速变现，回报周期将会很漫长。而改善住房条件一直是上海市民的“终极梦想”，房产市场有着巨大的真实需求支撑。

从1985年800万市民人均住房面积4.5平方米，到2015年2000万市民人均24平方米（市区内），这一庞大市场需求岂是炒作可以解释的？

上海需要住房，上海也需要地铁、隧桥，两者的结合就是房地产的升温。而房地产拉动的巨大消费又进一步提升了上海的经济，多重互动形成了浦东开发开放后的二十年里，经济体量、政府财政收入和市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更重要的是，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区位优势又保证了基建投资的长期回报。因此，房价高企的上海反而无需依赖土地财政。上海土地财政占比的峰值出现在2006年，也不过区区25%。

当然，发展到今天，上海经济呈现出来的疲态，同高房价以及由此带来的严厉调控也脱不了干系，这一点迫切需要施政者拿出好的应对办法来。

04

上海的未来

不过，在我看来，上海未来遇到的最大挑战和风险，仍然来自于财政政策。上海的GDP占中国经济的5%，承担全国8%的税负，比起承担15%左右的历史高位确实低了不少，但还有松绑的空间。

中国当前的特殊经济形势下，再也不能杀鸡取卵地过度汲取，而是要适度地放水养鱼。在这一点上，所有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的风险都一样。深圳面临的情况可能更复杂，广东省要求分享深圳财政收入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

有一点要明确，中国的发达地区之间不存在资源争夺，大家都是上缴大户，要争取的无非是自己碗里多留一点，谁也犯不着、也不可能到别人碗里夺食。

上海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人口，本地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本来这不是什么问题，昔日上海一百年间增长了几百万人口，吸引外来人口一直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近年来这座移民城市的人口控制却异常严厉。

金融业到底对当地经济有多大拉动，尚且不好评估。倒是抬升了本地商务成本，挤走其他产业的副作用比较明显。因此，上海一定要避免香港那样过早地“产业空心化”，不要为“国际XX中心”的空中楼阁付出高昂的代价。

其实，上海今天出现的不少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共有的问题，只不过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军，及其特殊的经济地位，上海的成绩和问题都更为外界所关注罢了。

在笔者看来，稳健有余、活力不足的上海需要再来一场新的浦东开发。题材是现成的，和浦东新区同样面积的崇明岛已经休眠多年，是时候醒醒了。

市中心新一轮棚改升级，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热点。但是，相关规划的经济定位是不是“接地气”，启动新一轮基建投资涉及到被敏感的房地产业，都存在很大的变数。

崇明岛开发长期雷声大、动静小，正说明了问题的复杂。

说到底，上海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政策的限制，及其背后的观念牢笼。至于其他，对这座经历了“三起三落”的东方大都构不成根本的威胁。

那些”唱空“上海的声音，其中不乏有道理的理性批评，但将这座长期占据GDP第一宝座的国际化都市，”黑“得一无是处，黑得毫无未来，那就太过了。

当然，针对各式各样的批评声音，我还是希望上海的主政者们能够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多资讯，关注三界财经股票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