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京城和平解放后，清理城内垃圾、整治环境卫生，成为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工作推进的速度很快，一方面是政府推进力度非常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北京市民的热情拥护和大力支持。

　　在整治市容市貌的过程中，对龙须沟的治理改造很有代表性。在财政极不宽裕的情况下（北京市1950年的预算收入总额为29650万斤小米，支出总额为30807万斤小米），整治一条龙须沟，政府预算费用即达到全年支出总额的2.25%。政府有决心，人民有动力，整个龙须沟地区的环境就得以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实现了根本性改善。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龙须沟》，就是对当年这段历史的表现。

　　现在回头观察这段历史，必须承认，政府的决心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是龙须沟实现天翻地覆改变的关键因素，二者缺一不可。此后新中国的建设历史，反复验证了这个规律。

　　2019年7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成为强制要求。平心而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实行强制垃圾分类制度，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现实生活中，要想让正常的事情真正“正常化”，仅仅推出一个制度远远不够，除了要有维护制度严肃性的具体措施，还必须取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全力支持；没有绝大多数市民真心实意的支持，垃圾分类是“强制”不成功的。

　　有人说，像上海这样的巨型城市，垃圾分类要想成功，必须突出“强制”二字，必须强调“史上最严”，单靠人的自觉，很难实现局面的快速突破和根本性改观。对此，《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似乎也确实做出了“回应”，具体规定：个人混投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投或混运垃圾，最高可罚款5万元。从今天以后，市民不小心扔错了垃圾，就有可能被罚款200元，看起来也确实很严厉。但历史告诉我们，“严刑峻法”从来很难单独解决问题，没有人的心悦诚服的“配合”，什么事情都很难往前推进。

　　上海市这个“垃圾条例”能否施行成功，着力点显然不能单纯（或者主要）依靠“最严”二字。几千万人的大城市，每个人每天都要制造垃圾、扔垃圾，单靠严管，怎么管？根本管不过来，而且“严管”的成本也极高——不仅仅是资金成本极高，法规的信誉成本也极高。一旦“乱扔”垃圾得不到“严惩”、甚至从来得不到“严惩”，或者偶尔被“严惩”，《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要想让垃圾分类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真正成为人们的生活好习惯，工作的着力点显然还是应该放在对人的“改造”上。“改造”的关键点何在呢？恐怕还是在“主人意识”。只要真心实意把所在城市看成自己的“家”，为了维护这个“家”的干净、整洁、可持续发展，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肯定就能很自然地站在全力维护的角度思考和行动。否则，这个“他乡”的垃圾分不分类、扔到哪里、会有什么问题和危害，又有何干？

　　要想让市民形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并最终养成好习惯，显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当然还要带头。政府及相关部门是否把垃圾分类这件事情当成自己“家”里的事，随后推进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肯定就有不同，市民采取何种行动，也将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垃圾分类提倡了许多年，一直没形成气候，诸多环节的工作没做到家（比如，居民垃圾分类了，垃圾处理不分类），不能不说是最主要的原因。

　　除上海之外，许多城市也在酝酿相同的事。虽然有人认为，垃圾分类制度化的步子迈得有点儿大，但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新阶段理应有一些新的变化。垃圾分类能否顺利成为人们的日常自觉，或许，也能从一个侧面做出检验，中国人以及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新阶段的要求还有多大的差距、还需做出多大的努力。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