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分析师的第一年年底，我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业绩评估出来了，同一级别的人中，我排名第一。此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拿到5 万美元还是10 万美元的奖金，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得知同一级别中没有人排在我前面或薪酬比我高。钱当然也很好，但是不像担忧助学贷款时那么让人揪心。

　　当我告诉我的导师，我打算将奖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以便能够很快在明年买一套公寓时，他阻止了我。“你这个傻瓜为什么现在就急着去攒钱？为什么要现在辛辛苦苦地去攒1 美元，而几年后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攒下10 美元？花了那些钱！相信自己，年轻人。”

　　这话很有道理，我说服分析师班上的几个朋友，下个月一起去法国度假胜地圣特罗佩兹，唯一的目的就是在5 天内花掉全部奖金。结果证明完成这个任务比我们预期的要容易得多。

　　几个月内，我又过回了靠薪水度日的生活。我有一套很好的公寓，可以俯视泰晤士河，但在别的方面我基本上没什么开销。事实上，我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花钱，我每周至少有5 天会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

　　工作到很晚（晚上8 点以后）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公司慷慨给予的晚餐津贴（20 英镑），并且可以免费开公车回家。即使工作结束的早一点儿，大多数分析师也会出去喝一杯，或者去健身房，然后再回来，订餐，开车回家。在下班的路上，我打包带走的是金丝雀码头那儿的Nobu 餐厅a的外卖。我对石虾沙拉、黄尾鱼生鱼片配青辣椒和柠檬酱油以及黑鳕鱼配日本豆酱非常上瘾。我的花费通常接近40 英镑，所以我就在收据上加上另一位分析师的名字，让它成为两个人的晚餐费用。对此，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老分析师们就是这么教我们的。并且我还不算太过分，并购分析师们要厚颜无耻得多。

　　2002 年左右，我们配备了黑莓手机，能够随时随地查看电子邮件，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年轻的银行家们拴在办公桌旁。在交易大厅工作的我们，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我通常需要待在彭博终端前，操作交易板，要在交易柜台和辛迪加团队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内。但是并购分析师们却完全不在乎，尤其是他们的直接上司不在办公室时。许多人开始在大白天去看电影，如果他们接到紧急电话或收到重要邮件，就像在星巴克里喝咖啡或出去抽了根烟似的没什么两样。第二天，他们会回到影院，从昨天中断的地方接着把电影看完。

　　投行分析师就像囚犯一样，哪怕最小的犯上行为也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快乐，并帮助我们来忍受作为一名分析师通常会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大部分自由时间和可支配收入都用来在霍姆宫、流浪者、安娜贝尔之类的地方吃喝玩乐。当我们厌倦伦敦后，就去巴黎或者斯德哥尔摩。由于我们长时间待在一起，很容易就陷入这种文化中。此时，我在伦敦所有的朋友，不是其他投行的分析师就是同事。其他人不会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长时间的工作、随时取消的计划、狂喝滥饮、虚无主义的幽默感。我觉得，他们任何人都不会从停电的地铁车厢里醒来，穿着昨晚的燕尾服直接去办公室，只是为了沐浴在赞美声中。他们如何能够理解？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可支配收入—虽然以我这样的花钱速度，有时也感到钱不够花的。

　　第二年年底，我再次在同一级分析师中名列第一。我们在圣特罗佩兹更加贪图享乐，整整一周待在比布鲁斯酒店的复式套房里，从房间里可以俯瞰下面的游泳池。白天我们去尼克海滩和55 号俱乐部，晚上待在贵宾室或皇家酒窖夜总会。想要玩得不开心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在法国南部待上一周也是一种很刺激人的警报，提醒你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财富。在宇宙间真正重要的人中，投行分析师仍然接近底层。

　　在圣特罗佩兹晒成的棕褐色逐渐消退后不久，为了收支平衡我回来继续奋斗。对于金钱，以及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应该得到的或者说我感觉有权利得到的，银行业给了我一种扭曲的观念。尽管我的薪水不低，我还是觉得自己很穷。像任何中产阶级一样，这种客观的现实感，加上我越来越挑剔的社交圈子，以及一心想提高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文化，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没关系，作为分析师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接近尾声时，我再次期待在同级别分析师中位列第一，并获得最高的奖金。所以，我带着新女友去安提瓜琼比湾短期度假。如果我们夏天前分手，我仍然可以在拿到奖金后去圣特罗佩兹进行每年的朝圣之旅。

　　我们坐帆船、玩潜水，在海滨、泳池、水疗中心之间不停穿梭。晚上我们不断收到温柔的夜间订房服务，因为我们实在太懒了，以致不想穿上衣服，醉醺醺地去到附近的赌场，那有一条可怕的规矩：让我们把门卡交回酒店。

　　在海边度过尽兴而愉快的一周后，现实以酒店巨额账单的形式来到了—25 000 多英镑，包括赌场的12 000 英镑费用。我用来预订房间的信用卡被拒绝了。我又试了另一张卡，也被拒绝了。我非常尴尬地打电话查询所有信用卡的可用余额，结果是即使我把卡劈开，也不可能凑够20 000 英镑。

　　要求女朋友帮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是因为我觉得难堪— 毕竟她才是那个酒醉后玩了4 个小时轮盘赌的浑蛋—而是我知道她的智商高于她的信用评分。况且，她正在礼品店里实时地增加着账单的金额。

　　不必伤脑筋，我要用公司的信用卡来支付，然后在账单到期之前，打电话把钱还上。用公司的信用卡支付小额购物消费或餐费，最终却没有偿还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我从未听说有人用它来支付整个度假费用。我们仍然生活在接踵而来的安然和世通公司的财务丑闻的余波之中，因此，职业安全一直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不管我的业绩评估和级别排名有多么好。正如日本人所说，“突出的钉子才会被锤头砸”。我确实不想做任何有损名声的事情，但是，此刻我别无选择。

　　“对不起，先生。很遗憾，我们不接受就餐俱乐部信用卡。”想必他对于我竟然有就餐俱乐部信用卡感到好笑。几年前，当桑迪•威尔决定收购就餐俱乐部时，所有员工被迫用美国运通卡交易。

　　重要的华尔街界线跃入脑海：“我身无分文了，马福。” 只剩下一个选择了。我只好收起自尊给爸妈打电话，他们一直认为我入不敷出，之前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奢侈的度假计划。

　　他们出乎意料地有风度，立即奉上他们信用卡的详细信息，让我感觉又回到了15 岁—在寄宿学校里，设法从巴塔哥尼亚公司的产品目录单上订购某样东西。他们救了我，可是我知道我不想回忆这件往事的结尾部分。谢天谢地，我的第三年分析师奖金还有几周就要到手了，因此，在他们长篇大论的说教到来之前，我会再次有钱。

　　随后的一周，我试图让妈妈放心：我一切都很好。她知道我赚多少钱，也知道我几乎没有时间花钱。她听说过作为一名年轻银行家的紧张和压力。她也看见我的职业之路放大了我的本我欲望。在我们每周一次的电话通话中，当她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时，我喜欢说：“只是工作和闲逛。”但是，上次她来伦敦探望我时，把我的伤风感冒和可能吸毒的问题混为了一谈。

　　“不，妈妈。当然我不吸毒。”

　　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消除她的担心的方法，就是邀请她来伦敦。尤其是我的新公寓很不错，足够她跟我住在一起。她毫不犹豫地立即接受了邀请。两个小时后，我收到了她确认航班信息的邮件。她下周四到。碰巧是我计划好的乔迁派对的翌日。感谢耶稣基督。我确实不希望她和我的朋友们见面，那会让我放不开手脚。

　　对一个24 岁的年轻人来说，我的新公寓非常惬意—两间卧室，错层式设计，位于远离英皇道的一个街区，距离斯隆广场只有两个街区。

　　乔迁派对前一天，我的老板接到帝国烟草公司的电话，通知我们已经入围他们即将到来的欧洲债券基准测试，要求我们在第二天上午当面做最后陈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享有盛誉且必须要赢的授权，我们预期会有其他银行的激烈竞争。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把演示文稿整合在一起—概括论述欧洲债券市场状况，回顾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债券公司的历史，然后给帝国烟草公司提出具体建议，这是我和我们的债券承销团队长时间讨论后提出的。我把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可是那天老板不在。他是一个老派的银行家，从施罗德来到所罗门，这意味着下午5 点是马提尼酒时间。

　　正常情况下，老板只是让我去协调这些输入信息，把演示文稿归纳整合在一起，他相信我不会把事情搞砸。但这是一次重要的投标，那天晚上，我要把演示文稿传真到他家，以便他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标记出来，再回传给我。我并不介意，有人替你擦屁股总是好的。

　　通常，我会把演示文稿送给楼上的打印人员，然后几小时后快递到老板家。但是，老板有了另外的主意。

　　“我不能不睡觉等着这些文件打印出来。”这说明他可能喝了太多鸡尾酒。“你盯紧点儿，明天早上一起带过来。演示文稿是你写的，最好一起参加会议。我们8 点整从帕丁顿车站乘特快列车出发。”

　　该死，我从未料到要参加会议。我今晚有派对，妈妈乘夜间航班从休斯敦过来，明天早上到。

　　等到打印人员把演示文稿打印好，我自己的派对我已经迟到了两个小时。走进家门，20 来个朋友和同事已经挤在客厅里。整个房间乌烟瘴气。显然，女朋友没等我就开始了派对。

　　太好了。这正是我回到家所需要的。我一整天累死累活地忙着进行最后一刻的演练，明天一大早必须去参加会议，然后整周要款待妈妈—主要因为她担心我正逐渐失控。

　　我因迟到而受到围攻，被罚喝了一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喝酒、抽烟、狂欢。

　　第二天，我的三个闹钟不停地响，7 点30 分了。我必须在30 分钟内赶到帕丁顿车站，距离将近5 公里，即使交通畅通也需要至少10 分钟。

　　我的公寓一团糟。幸亏我的波兰清洁工在妈妈到达之前会过来打扫。

　　5 分钟后，我冲完澡，穿上西装，出了家门。女朋友仍然在床上睡得不省人事。我停下来把钥匙给妈妈留在邮箱里。然后向英皇道冲刺，演示文稿拿在手里。街角处，还有一个穿西装的人在我前面，招手拦下了四面八方唯一的一辆出租车。我抛出一句：“对不起，我有急事儿。”并塞给他20 英镑。他把这辆计程车让给了我。

　　7 点55 分，我收到了老板的短信：“我们在12 站台。”

　　8 点，我收到了另一条短信：“上车，约翰，我开始担心了。”

　　最后，计程车终于停在了帕丁顿车站前。我回复短信：“到了。火车上见。”然后跳下车，跑向广场。当我来到12 站台时，看见火车开始缓慢启动。我想我仍然可以上去。如果不能，我很可能会被解雇。

　　这时，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人看见我快速冲向已经开动的火车。他走过来拦在我面前。“火车已经出站了。”他看起来准备用武力阻止我。

　　“我不能误了这趟车。”我向他冲过去。向一边做了个假动作，然后掉头一个跨越式飞跃躲开了他，正当火车门要关上的时候，我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此时是8 点2 分。

　　8 点3 分，老板又来了一条短信：“在一号车厢。你最好在这趟车上，这是唯一的一辆特快车。”我在后面这么远，花了整整10 分钟的时间，才设法来到前面，对老板来说这肯定是无穷无尽的一段时间。但是一切都被原谅了。接下来的45 分钟我们专心致力于回顾演示文稿，概述我们的投标书，然后余下的旅程在沉默中度过。

　　坐上计程车，经过很短的车程之后，我们来到了客户的公司，耐心地在会议室里等待他们到场。我对于自己做成这一切感到非常自豪，甚至都忘记了昨晚醉得有多么严重。现在我可能还有一点儿醉意。

　　我的手机在振动。不明的来电者。我没有理会。

　　一分钟后，我的手机再次振动。我没有理会。

　　我的老板有点儿疑惑。“如果你需要接电话，我们可能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手机第三次振动。可能是办公室有人不知道我外出开会了。我接了。

　　“你这个臭小子到底怎么啦？！”是爸爸。我猜是妈妈的航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了。

　　在同事面前我不能承认发生了什么。

　　“是的，是我。”我以一种不相干的无关痛痒的打趣来回应。希望同事们不要听见电话另一端的尖叫。

　　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你妈妈刚刚飞了10 个小时过去看你，你就这样来表达你的谢意，让她走进一个肮脏污秽的破房子？！”我猜这说明女佣还没有来，我要炒了她。

　　“嗯，嗯，明白。”我不得不把手捂在手机上，防止爸爸的雷霆怒火蔓延到会议室里。

　　他还没完。“什么？你在说什么？”

　　“好吧，我知道了。只是现在正在开会。”这时，帝国烟草公司的财务经理和他的团队开始走进会议室。“有道理，可以理解。感谢你告诉我。”然后我挂掉电话，迅速关机，在西裤上擦了擦汗津津的手，刚好赶上跟客户握手。

　　会议效果很好。老板让我做了大量发言。客户告知我们，我们和另外两家候选的银行都在这笔交易中。回车站的路上，老板夸我：“干得漂亮！”

　　我向他解释，刚才接到的是房东的电话，我的公寓漏水了，因此，我不能跟他一起回办公室，而是必须要回家跟管道工一起把它搞定。

　　我到家时，妈妈仍然处于震惊状态。波兰女佣一直没来。女朋友对清理房间的理解，仅仅是在她离开之前，打开所有的窗子，让公寓通风换气。

　　妈妈情绪激动地向我描述她走进公寓时的情形。通往阳台的法式双扇门大开着，在微风中摇摆，穿堂风刮过客厅，从对面敞开的飘窗吹出去，让硕大的窗帘在两边怪异地跳着舞蹈—这完全不是妈妈所期待的迎接方式。

　　几乎每一件平放的餐具上都是伏特加、龙舌兰或葡萄酒瓶子，还有空杯子和啤酒罐。餐桌上堆着一些剩下的肉串，这是凌晨两点去Al-Dar II（当地的一家黎巴嫩烤肉店）买回来的。我对此甚至都没有记忆，但是很显然在我的客厅里，我们组织了一场自助餐式的盛宴。吃剩的散发着恶臭的羊肉和茄泥中，是我的一个十分颓废的朋友的艺术杰作：油腻腻的烤肉串贴在鹰嘴豆泥画布上，列队排成纳粹的万字符。

　　父母给我的爱丝普蕾银滤酒器里，盛着分离出来的大麻梗和籽。我引以为豪的从酒店偷来的一批烟灰缸里，装满了烤肉的关节骨、香烟和雪茄烟蒂。其中一个里面，令人费解地还有一张沾着血迹的纸巾。此外，一个倒放的盘子上甚至有白粉的痕迹。说实话，那不是我的。

　　显然，我就是这样迎接妈妈的。她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只是为了确保我的生活并未失去控制。

　　我无话可说。我不能指责女佣没来，因为那样妈妈只会感到震惊，我原来竟然考虑将这样一团糟留给她。我不能告诉她，我刚刚帮助公司赢得了7.5 亿欧元的债券交易授权，因为如果她知道我在一个重要会议的前一晚竟是这样度过的，她会更担心。

　　“想吃点儿东西吗？”上帝保佑，希望午餐我点酒时，她不会生气。

　　【简要介绍】

　　一个非名校毕业生，怀着对于金钱的渴望来到华尔街。面对投资银行苛刻的要求，他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成为华尔街投资银行中的一员，走向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梦想中的人生巅峰，可以坐在世贸中心顶层的世界之窗餐厅里消磨人生。

　　然而，光鲜的外表之下，金融圈的真相是怎样的？

　　《高盛小道消息：华尔街的圈钱游戏》以内部人的视角讲述了外表光鲜的投资银行从业者的声色犬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