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再繁荣，也催不出一个繁荣的中国。

2016年4月14日，杜志浩一伙十余人，像往常一样来到山东聊城源大工贸公司讨债。

晚上10点左右，杜志浩一伙还肆意侮辱欠债人苏银霞，并暴力胁迫苏银霞的儿子于欢。忍无可忍的于欢抄起水果刀，刺伤了4个人。

杜志浩是伤者之一，他因失血过多而死。

这起震惊国内的“山东辱母案”，让很多人第一次见识到催收业的暗黑江湖。

2003年，对中国金融业极不寻常。

这一年，银监会成立，中工建交发起股改，同时又是“中国信用卡元年”。10年后，中国信用卡从2500万张增长到4.36亿张。

暴增的信用卡，催生出第一批老赖，让中国催收业迎来奔腾年代。

很多银行、法院收不回的呆坏债，催收公司通过数据修复、电话催、上门催三招，就能点石成金。

以“数据修复”为例，银行联系不到欠债人，通常就无计可施。但这难不倒讨债公司，只要有欠债人的姓名、身份证号，黑客手段一齐上，就能把手机、住址、工作查个底掉。

普通人对此颇感神秘，催收公司却司空见惯。购物、外卖、打车等网站和APP后台，黑客内鬼经常出没，一旦获得信息，便拿到催收群贩卖。

信息一明确，很快开始“电催”。从温情提示到言语施压，从用“呼死你”瘫痪你的手机，到用“通讯录轰炸机”让你在亲朋好友、领导同事面前颜面扫地……

如果有“坚贞不屈”的欠债人，催收便进入“上门催”阶段，招数无非是哄、骗、吓、打，细节可参考电影《古惑仔》系列。

“山东辱母案”，就是这一催收阶段的典型案例。

但社会的复杂性在于，当老赖也是黑社会时，“黑吃黑”将毫无效果。于是，令老赖闻风丧胆的“艾滋病催收队”，成了讨债公司的终极杀器。

步步推进的软硬催收，引发了不绝于耳的命案。

仅最近一年，网上报道的催收负面新闻多达1万多条、死亡20余人；实际发生的违规催收高达1000余万次，受害人多达92万。

暴力的直接动因，是暴利。

对银行、网贷平台来说，甩给讨债公司的都是超级“烂账”，折扣幅度很大。像欠债人电话、住址明确的债务包，折扣在30%；欠债人消失跑路的，折扣会飙升到70%-90%。

比如100万的欠款，讨债公司10万买下，只要找出老赖，追回20万，便实现了100%的利润。

按照马克思的名言，这样的暴利足以“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2003年开始，信用卡业跑马圈地，催收业迎来“黄金十年”。彼时银行躺赚，催收要求很低，有的债务包甚至无偿委托，催收业全行业平均毛利高达50%。

民间讨债公司开始野蛮生长。

早年间，这类公司潜藏在城市角落，以信用卡服务、信贷资质查询等名义注册。它们规模不一，三五人或数百人都能开张，有电脑电话、录音录像设备就行。

从业人员更是龙蛇混杂，既有大学生、法律人士和辞职创业的催收员，也不乏社会闲散人员和涉黑组织，干的大都是这类“灰色勾当”。

2013年，中国催收业迎来新拐点。银行对债务外包开始规范，推行诸如债务保证金、资产包竞标等新制度，一度提高了催收业准入门槛。

有人以为催收业“黄金十年”将过，没想到，网贷平台等金融创新骤起。

它们先为人们提供无门槛的借贷通道，造成庞大的不良资产；接着引发网贷监管“双降”、P2P崩盘潮以及金融系统去杠杆。前所未有的催收需求，由此产生。

保守估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金融系统中不良贷款约为3万亿；麦肯锡的趋势评估更悲观，中国不良资产率可能高达15%，2020年不良资产规模有望达10万亿。

烂账越多，对催收行业越是利好。这枚艰涩的金融苦果，成就了催收公司和产业资本眼中的万亿级“蓝海”。

实际上，讨债公司已经不够用，人才和资本都在悄然涌入。

有数据显示，中国正规注册的催收公司约3500家，从业人员30多万，但真正能做到规范催收的，不足十分之一。而P2P的崩盘潮，让无数非法催债公司暗地丛生。

这些以不良资产为食的“金融秃鹫”，成为整个金融生态圈的最终一环，约占中国GDP总量3%的超级财富，只能靠这30万人，实现它的终极轮回。

2015年，风险投资的目光，盯上了这个没有巨头的赛道。

常人眼中，催收充满了暴力与罪恶；但在资本看来，偏见是最好的护城河。人人避之不及，才是攫取暴利的最佳时机。

2015年10月，号称“中国催债第一股”的“一诺银华”在新三板挂牌，引发哗然。有人惊诧于“逼死人”的行业也能上市，又对这家中国最大的“讨债公司”充满好奇。

这家拥有500多名催收员的公司，一天会打出10万多个催收电话。催收员以中年大妈、音色甜美的女性为主，因为经验显示，耐心、懂得讲道理的女性，催收成功率更高。

在这里，电催的时间、频率和语气被严格规范。电话通常在下午打，以便给人留有空间；说话要“轻言细语”，骂人被绝对禁止。一个催收员如果态度好、回款高，月入3万不成问题。

如此情况下，催款话术就很有讲究。90后怕父母，80后怕领导，70后上有老下有小，最怕家里人担心。针对不同弱点，催收员各显神通。

但老赖很快会掌握反击套路，知道催收员不敢骂人，便会肆无忌惮问候祖宗。由于内心负能量爆棚，加上打电话太多落下耳鸣、咽炎、腰酸等毛病，电催员一般干不长。

正规催收公司也得“上门催”，主要是查看还款能力、商量还款计划。这其中又有一整套规范，要求全程录音、录像，不允许肢体冲突，遇到危险更要火速报警。

如果欠债人面对的是三角债，正规催收员还会启动“债务医生”模式：先与债权方商量，减免部分债务；再从其他渠道借出新贷，解除老债；最后渐次还完新贷，破解债务死局。

这成为一种合乎人性的催债方式。

某位全国金牌催收员，就是该领域的一流高手。他的催收理念是：与欠款人交朋友。像朋友一样，帮他找工作、改习惯、定计划，最终帮他走出债务危机。

十多年的催收经历，使得这位金牌催收员在面对绝望客户时，依然能保持从容。无数人在他的帮助下，走出债务泥潭，甚至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样的人，不但催到了款、赚到了钱，还挽救了众多家庭。

现实中，“债务医生”劳心劳神，很难赚快钱。但人工智能、“互联网+”、APP等高科技手段的介入，使得催收变得更简单了。

比如，某催收公司就掌握了声纹识别技术，将其嵌入催收监控系统。一旦催收员情绪激动想骂人，系统就会抢先挂机，避免祸从口出。

而AI催收语音机器人更神奇，不培训、不疲倦、不骂人，一天能拨打1000多个催收电话，并能根据对话套用催讨话术，据说能替代大部分电催员。

但最奇葩的，还是人人可当“催客”的APP。

催收本来是地域性很强的生意，但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一切。

比如你在深圳从现金贷中套现了几千块，然后返乡隐姓埋名。以往，现金贷只能自认倒霉。但现在，你很可能遭遇街坊大妈堵门，因为她是一名互联网“催客”。

这种“滴滴抢单”催收模式，让催收员无处不在。一旦发布“催债令”，会引发大量本地催客抢单，并根据难易不同，给予催客欠款金额30%左右的奖励。这大大节约了催债公司的成本，让欠款人陷入催收的汪洋大海。

一时间，60多种催债APP疯狂上线，却重蹈了新的覆辙。

催客中，不乏熟人式、大妈型和善催收，但更多催客在QQ群中交流非法催收技巧，贩卖“呼死你”软件，甚至寻求艾滋病人合作。

昔日暗黑的催收伎俩，被扩散到更多阴暗角落。

更无奈的是，有些人当“老赖”是被逼的。

江浙一带，有些小企业主曾轻信某些现金贷，导致破产悲剧。比如贷款80万，约定年化利率30%，但3年内，却被层出不穷的罚金滚成240万。

这其中，高额利息并不可怕，逾期“罚金”才是致命伤。

有人误以为尽早还款便没事，实则不然。提前还款，要罚；逾期还款，更要罚；还款日主动还款，你的手机偏偏就收不到验证码、找不到客服；等你真正逾期后，还款功能才会神奇地自动恢复。

“自动恢复”的，还有暴增的罚金和莫名的延期。由于逾期费远超高额利息，有的现金贷竟然挖空心思让客户“逾期”，根本不顾风险。

最高院规定，年利率36%以上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在网贷平台，管理费、服务费、逾期罚金统统回避“利率”二字。乱象之下，某些平台年化利率高达700%。

这使得催收能力，成了网贷的“核心竞争力”。

天津一位小伙，在某平台借款4.7万，只因还款晚了一小时，就被催收员找上门。在胁迫到洗浴中心后，被迫“同意”卖房还债。即便如此，平台依然声称未收到还款，表示要继续催款。

此类操作让很多欠款人认定这就是违法高利贷，坚决当老赖。他们甚至组成“反催客”QQ群，分享“反催收”经验。

比如在电催阶段，要坚决“哭穷”，同时全程录音，利用电催员的污言秽语投诉；上门催时，要提前装好摄像头，用语言激怒催收员，一旦爆发肢体冲突，就发网上指责他们“暴力催收”。

有位老赖曾殷切鼓励群里的新人：勇敢面对，顶住压力，忍过半年催收期，钱就是你的。

然而，借贷本不应如此，催收也不该是这样。

1977年，美国制定的《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规定：禁止辱骂、骚扰、欺诈、威胁、暴力等各种不公平催收方式，甚至禁止在晚9点至早8点间给欠款人打电话，以最大限度保障公民权益。

规范催收，在美国是一门正当生意。像PRA Group，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拥有20多年历史、4000多名员工，堪称国际催收业龙头；Ture Accord，则是互联网催收新贵，通过行为分析、机器学习进行算法催收，仅以15名员工就服务于全美20多家大银行，年处理不良资产数百亿美元。

不管传统还是新锐，这些催收公司皆以“重建客户关系”为使命。催收员会给欠款人发优惠券，哄着大家当诚信公民；即便老赖失联也从不追杀，而是坐等老赖自动上门。

能“无为而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是个无孔不入的“信用社会”。

在美国，失信欠款导致征信污点，会全方位影响就业、升职、保险、贷款，连加油、购物都会遭拒，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只要不是走投无路，美国人会赶紧还款。

但在中国，对老赖的惩戒仅限于禁坐飞机高铁、禁住高级酒店，影响不大。

更何况，大部分网贷平台根本进不了征信系统，深谙其理的老赖敢于大胆拖欠。

而催收公司本身，长期以来也是个“非法存在”。

1995年、2000年，公安部、国家工商管理局等部门曾两度明令：禁止开办讨债公司，对已开办的加以取缔。2015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才将“信贷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外包”纳入企业注册经营范围，成为一种默许。

这一年，一诺银华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但时至今日，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催收公司合法，只能以“法不禁止即合法”聊以自慰。

行业处境尴尬，悲剧屡禁不止，“山东辱母案”更令举国愤怒，终于引发了对催收业的强力监管。

2017年5月，深圳出台“网贷平台催收行为规范”，给催收划定“十禁止”。虽然被吐槽为“把美国公平法案译成中文”，但好歹是首份规范催收的文件。

6月，短信平台迎来强监管，不但“催收”“上门”“法院”等列入禁用词，互金平台还被禁止接入网络电话。这一举击中了非法催收的软肋，导致电催成本飙升。

12月1日，“整顿现金贷通知”突然出台，让众多现金贷公司彻夜难眠。《通知》规定：没牌照、裸放贷的平台立刻停止运营，高额手续费、管理费、罚息金将被全面禁止。这迫使大量现金贷公司连夜展开暴力催收，以尽快回笼资金，争取最后的生机。

催收公司的成本和门槛，由此大幅提升。整个行业，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如今，法律专家呼吁应赶紧制定一部“催收法”，以明确催收公司、催收行为的合法性边界，让催收从地下走向阳光、由暴力变得文明。

信用专家们则呼吁完善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不但老赖不应该逍遥法外，还要让“高铁瘫坐男”“昆山纹身哥”坐不了车、加不了油，个个奉公守法。

在此基础上，个人破产制度更是急需建立。既要清算债务，更要尊重生命，不然欠债人动不动就烧炭火、上天台，只会周而复始地重复悲剧。

而最根本的，或要破解民营企业和个人融资难问题。要让讲诚信、做实业的好人，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干成事。即便是“金融创新”，也应将风险前置，而不是等到债务形成、木已成舟，再以催收来亡羊补牢。

金融危机，本质上大都是一种债务危机。

如今，深涉其中的资本，依然憧憬着催收业的暴利，并期盼能在数年内跑出行业巨头。但不管如何，此类“创新”须谨慎，毕竟催收再繁荣，也催不出一个繁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