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飞跃变迁带来了工业革命，更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转变。

西方国家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技术革命变迁中，从蒸汽机代替肉体力量的那一刻开始，单纯的人“力”就已经不再成为影响集体力量的决定因素。

而中国工业机器的运转，则是从建国时开始的。

虽比西方国家落后半个世纪，错过工业革命的我们，从中场起跑。固有的人口优势为我们奠定了既有的经济潜力，在这个基础上，技术近乎从无到有的铺设，完成从0到1的追赶，终于在信息时代开始与全球齐头并进，乃至于实现领跑。

当自古以来的人口至上论不再成为经济体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飞跃发展的几十年，并不是简单的人口红利爆发，而是一部正在进行式的“效率红利”变迁史。

人口≠绝对红利

人口大国一直是我国的形象标签之一，在技术变革前的漫长历史中，除了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以外，中国古代凭借人口和勤劳等基础优势，经济实力长期占据各时期的领先位置，GDP占世界的比例一度远超当前的美国和鼎盛时期的英国。

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当前的快速发展是由50-60年代婴儿潮带来的劳动人口红利造成的。但如果将目光落向人口结构与80-90年代中国相似的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并没能复制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从当前看，似乎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未来有能够复制我们的能力。

印度2016人口结构，来源：CIA-The World Factbook

事实上，一直以来比人口更重要的——是“效率杠杆”。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把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换算，假设人口是一个基数为N，效率杠杆为M，杠杆覆盖率为C，那么经济的综合实力E应该是E=N×M×C的综合乘积。

（人口基数N代表了——当技术和科学处于原始状态下时，每个人创造的价值为1，N个人的经济效益则为N。

效率杠杆M代表了——在当前前沿技术和知识等条件下，每个人能创造的最大价值为M。杠杆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受生产关系的影响，也受生产环境的总体影响。

杠杆覆盖率C则代表——在基数N个人中，有多少比例的个体能够发挥出效率杠杆M下的价值。技术越普及，流通渠道越顺畅，则C越接近与1。）

古代中国人远超世界同期的先进农耕技巧和辛勤劳作提升了整体的生产效率杠杆M，这成就了古代经济的繁荣。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大幅飞跃同样来自于效率杠杆M和杠杆覆盖率C的大幅增加。

从效率杠杆M的角度看，同样的人口数量下，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个体能够发挥的生产力就越高，教育水平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效率杠杆。

1982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10.9%，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不足1%。

1986年我国颁布《义务教育法》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于是，在2017年，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占比提高到35.0%，并呈现稳步提升趋势，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上升至2017年的15.5%。

而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范围投放，让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13亿人口实现了互联互通。高效的技术和人才得以流通，广泛覆盖到曾经的技术荒原，中国的“杠杆覆盖率C”也因此而不断提高。

这些基础设施的便利，将分散化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高效地输送到了相匹配的现代化服务业和现代化工业岗位需求上，像一台发动机的各个零件一样，资源间快速匹配、镶嵌、耦合。

人口质量上升、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升级的叠加力量，令效率杠杆M与杠杆覆盖率C在短时间迎来了急速增加。中国巨额人口基数的潜藏能量效应借助效率杠杆才得以撬动和爆发。

相比之下，如果基础设施、工业体系、人口质量都不具备，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哪怕很好，也无法实现将“人口数量”变为“人口红利”

颠覆与赋能

工业革命时代地每一次突破是都是对历史成果地颠覆，数字革命却是对历史成果的赋能。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分别被称为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造成革新的本质是人类对能量应用的升级。从人力，到蒸汽，再到电力，与之相对应的基础资源分别是人口、煤炭、石油。谁在时代中掌握了最多的基础资源，谁就能引领时代的前进。

一直以来，人们寄希望于基础科学的突破，认为下一次的生产力变革应该会是再一次的能量升级，比如可控核聚变的出现，或者更微观的能量汲取和应用。

而正如学术界所担心的是，构成当今一切科技的基础学科似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近几十年来的科学进步更多是应用层的更新，是对现有科学体系的极致化探索和应用。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半个世纪后，人类在太空的有生探索依然停留在地球附近。

与其说是我们经历了第三次的信息革命和第四次的科技革命，其实，我们不过是在度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漫长的后半场。如蒸汽和电力一样彻底颠覆过去生产关系的那颗星星，一直没能出现。

怀着对革命性技术突破的期待，产业当前能做的努力开始向下集中探索——如何实现在当前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答案是：不断精细化，一降再降的出错率，持续优化减少中间环节，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

于是我们看到，互联网几乎消灭了信息流通成本，随之而来的大数据令统计分析变得更加直接有效，云服务为中小企业简化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工业机器人大幅提高效率解放了人力。

直接人力已经不再成为生产的制约因素，传统的生产方式被赋能，“我们还能再继续提高多少效率？”成了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全面下沉——填补

没有经历过蒸汽时代和二次工业探索的中国，像是一个半场加入赛程的新选手。

好处是：我们没有经历从无到有的技术原始跃迁过程，直接步入工业化时代，更是在新兴领域上开始与欧美等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

坏处是：快速的技术跃迁，像是从10分一下上升到了70分，幅员辽阔的大陆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不能全部适应这种跃迁速度，导致我国的完整生产力并不像欧美等地——处于经历匀速发展后的均衡状态。新兴领域已经走到了90分，部分需要时间慢慢渗透的领域如机械化农业普及、配套软实力还处于40-50分状态。

因此，技术变革的力量进入全面下沉的后半场：“效率红利”不仅在尖端技术领域对工业服务业进行提升，还会对那些在快速跃迁过程里、需要时间慢慢渗透的领域进行填补。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也对应着庞大的市场空间。

比如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虽然获取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相比于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又比如，2018年，我国的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约为67%，对比欧美的农场主模式下机械化情况也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如何在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将高效能技术使用范围进行推广，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农田中解放，是当前农业升级的努力方向。

不只是教育和农业，我国的“效率杠杆”和“杠杆覆盖率”目前依然还有非常巨大的渗透空间。

拼多多和今日头条的下沉市场效应只是新市场动力爆发的开始。

全面下沉——提升

如果说，对过去高效率生产渗透不足的区域进行补全——是支撑我国经济不断稳定增长的内生需求；

那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力探索，将技术杠杆下沉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则是决胜未来制高点的决定性需要。

在基础学科没有发生突破性进展的当前，尽一切可能将尖端生产关系的效率发掘到最大化，无疑是当前经济体的共识和趋势。

所以，

我们看到国家在大力推科创企业发展；

我们看到美国、俄罗斯也纷纷强化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我们看到看到人力本身与人工智能、新兴技术之间开始出现了差异性分工。

一切服务于“效率最大化，流程最优化”，当前的产业升级模式中，“人工智能”无疑是结合最好的“效率杠杆”。

效率红利

当生产关系变革真正实现完全的下沉渗透，纯粹的苦力劳动和模式化的脑力劳动必定将被代替。

不同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欧美国家是在正常发展过程里就完成了高效率生产关系的全社会覆盖。我们是在短时间内，不停的追赶着最先进的生产力，然后一边进步、一边实现下潜和覆盖。

我们常说中国崛起，中国进步，其实一切不过是当我们从无到有地适应了现代的生产关系，原本就蕴藏在广阔土地与人之内的能量，经历了新一代技术带来的效率杠杆后，终于得以开始被完整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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